中资手机在印度:徘徨与煎熬

2022-08-08 01:52:59 21世纪经济报道 

如果认为现阶段中资厂商会轻易大批量退出印度市场,并不是一个合理和足够市场化的判断。

自2020年开始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互联网从业者刘量陆续缩减了在印度的业务发展进程,直到中资互联网软件进一步遭到当地封禁,他最终彻底退出。

在印度,他同时是手机线上渠道商并逐步拓展到线下渠道,随着全面退出,他也停止了在本地的业务经营。

刘量是这些年受当地政府影响,被迫离开印度市场的案例之一。而更备受关注的,是近期小米、OPPO和vivo陆续遭遇来自印度官方的查税风波,并随后分别被指存在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的逃税,有的厂商已有部分资金被冻结,有的被提出要追缴税款。

近日,荣耀终端CEO赵明受访时表示,在印度的团队已撤出,不过在印度有合作伙伴并已启动相关业务,将会采取稳妥的方式在当地发展。这令中资厂商在印度的营商环境问题再度成为热议焦点。

只是从客观条件看,印度终究是一个“迷人”的市场:这里有着庞大的人口红利尚在成长,换机潮依然持续,手机消费客单价也在抬升——这些条件对于手机行业来说,具有很高吸引力。

当然,印度的营商环境一直都有待提升。多名在印度有过业务发展的供应链人士都向记者指出,自从在印度开展业务开始,税收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他们的经营,需要时时应变。

查税现象也曾出现于其他海外厂商如三星等企业。只是近期动态,显得对中资厂商现阶段的核查相对密集且严厉。

面对这个让人“又爱又恨”的存在,可以确定的是,已有前期庞大投入的大厂要彻底撤出印度市场并不现实,更何况在当地已经构建起相对强大的中国手机产业生态;但当务之急或许是积极跟随在本地的一系列政策和相关发展策略,协商中成长。

从客观条件看,印度终究是一个“迷人”的市场:这里有着庞大的人口红利尚在成长,换机潮依然持续,手机消费客单价也在抬升——这些条件对于手机行业来说,具有很高吸引力。视觉中国

印度牵引

对于任何产业来说,在一个市场发展进入稳定成熟期后,进入其他新兴市场不断扩张,是一个永恒的定律。

印度就是具备这些特征的目的地之一。

2016年前后,包括刘量在内的诸多手机产业生态圈,陆续在包括小米等终端大厂的牵引作用下,来到印度本地建厂。当然,这也与当地为推动“印度制造”而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有关。

一时之间,大小诺伊达两地成为中资手机硬件供应链企业的高度生态聚合区,来自中国的终端大厂逐渐在这种趋势下站住脚跟。

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统计,相比2015年第四季度,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从14%大幅跃升到了45%。相比之下,同期内印度本土品牌的份额从54%下滑到了20%。

至今,在当地前五大品牌中,仅三星一家来自韩国。中资手机厂商的占比至少达75%。

Counterpoint高级分析师Prachir Singh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,印度本土品牌无法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,因为规模效益让中国品牌在定价和产品规格配置方面有极大优势。

在当地市场规模和政策两方面驱动下,近些年来,在印度站稳脚跟的头部国产大厂也持续扩大了本地建厂动作。据前述机构统计,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,按印度智能机生产制造的份额来看,OPPO以21.6%排名第一,紧随其后是三星,vivo和鸿海子公司则分别以占比超11%位列第三、第四。

不过相比之下,华为和荣耀都似乎没有积极在印度大手笔投入。

一名手机厂商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,基于毛利率表现考虑,荣耀并不愿意在印度积极进行尝试。但其所在厂商通过规模化发展模式,已经在印度实现盈利。

一名行业观察人士则认为,荣耀此前曾对印度市场三进三出,但收效不大,其以高端机切入印度市场,未获得较大反响。

这或许也是荣耀可以相对轻松宣布团队撤离,而以合作伙伴形式继续在印度投入运营的原因所在——庞大的市场不可放弃,但因自身前期投入不算大,运营方式或有探讨空间。

目前看起来,如荣耀的这种选择或许只是少数。刘量向记者表示,据他了解,手机产业链厂商都还没有离开,一定比例可能来自贸易服务领域。“OVM这类终端大厂都在,可以说80%-90%的供应链都是奔着它们去的,只要手机终端没走,这些厂商也不会走。数量不好统计,我粗略预估撤离顶多在10%-20%。”

中印越电子(手机)企业协会(CMA)秘书长杨述成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“据我了解,目前在印度的中资品牌和供应链厂商,在印度的整体战略不会变。”举例来说,不论是大型终端厂小米、OPPO和vivo、传音,还是模组厂、屏厂,更小规模的数据线、充电器及设备等服务类产业链公司,目前在印度的发展规划并没有明显变化。

“放眼全球,要保持品牌的增量和生命力,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市场。”他续称,的确,目前在印中资公司面临查税、商务签获批等难题,但从商业考虑,这是暂时的困难,并不改变该市场本身的吸引力。

“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公司退出印度市场。所有OEM厂商(指OVM等终端)都在印度发展手机生态圈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。同时,印度是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,但目前仍有一部分人没有联网,这使其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,特别是在入门级和经济型市场。Prachir Singh如此向记者分析,由于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产品定义,中国品牌在印度智能机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,如果有中资厂商退出,要填补空缺对其他现有玩家来说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遭遇困顿

不可否认的是,眼前的困顿的确存在。

今年以来,中资终端大厂陆续遭遇来自印度官方多部门的联合审查,主要聚焦在税务方面。连带着,部分厂商还更换了部分在印业务负责人。

但印度的税制一贯复杂且经常变动,同时,综合多个外部因素影响,都为厂商在当地运营带来难题。

杨述成向记者分析,目前中资企业在印度经营的挑战来自三方面:被查税是最大挑战;对员工既有工作签和商务签的审查也很严格;中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前往印度前申请签证得不到批复等。

“这三个挑战让中资企业现在在印度处于困难时期。”他进一步分析,究其原因,有国际关系影响和企业运营本地化等问题。

税务问题一直是中资企业在印度营商面临的一大持续性困扰。多名曾在印开展业务的供应链厂商都向记者提及,印度的税收政策针对不同零部件的不同生产运输等环节,这些年来一直在变化。且还需要考虑到税收主体可能是“邦”,也可能是更小行政单元。

对此,杨述成觉得可以理解。“这一方面与印度国内执政党态度有关,在任何国家可能都会面临类似问题;另一方面因为的确无法改变,我们只能呼吁中资企业积极适应和面对这种变化,理解和解读印度税法。”

杨述成也坦言,目前印度的营商环境的确有待改善,还存在粗暴执法等问题。“但手机产业链是第一批出海的中国投资者,到现在已经有大批量、成规模的系统性产业链迁移过去印度生产制造。呼吁中资企业学习和成长。”

对此,Prachir Singh认为,印度政府还不想将这些调查投射为“对中国企业的打击”,因为这样做会无法让人清楚了解印度的营商环境及“印度制造”计划。“手机业务一直是‘印度制造’倡议的旗帜,政府认为这是一项成就。我们认为,这些调查似乎是因对税制理解不一致,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解决。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调查都对中国品牌带来很小的影响,中国品牌将继续在印度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中领先。”

当然,作为非制造类企业,刘量相比之下的确是受影响较大的一类群体。

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,在2019年疫情开始出现后,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,以及当时开始对互联网类企业的一定程度封禁举措,他通过降薪等方式,让线上业务人员自主选择是否离职。直到线上业务彻底被停止,剩余员工只能就此被解散。

“这些举措一定程度造成了较大量的人员失业。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期,本地人找工作就更难、更卷了。”刘量续称,一定程度上,这些看到行情变化提出离职的员工,如今已难以获得如此前一般在中资公司内部同样高薪的水平。

“一些员工近期有陆续恳求我,希望能够帮助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。但我已经撤出了,就想办法把一些我认为的确不错的员工,介绍给其他相熟合适的中资公司。”谈及此,刘量颇有些无奈。

据刘量观察,目前选择短期内撤出印度市场的,多身处贸易行业。除了他面临的软件被关停之外,还有另一重因素:汇率差的稳定性。

“目前印度卢比在持续贬值,造成中印货币汇率差比值从最低是一比9点多,到现在一比12点多,几乎是15%-20%的利润被蒸发。同时因为印度政府要求转账不可以采用美元,而必须使用卢比,这会对贸易公司有较大业务影响。那么贸易商短期内就会选择撤离或者暂缓在印度的相关业务。”他分析道。

应对之道

一种观点认为,印度政府提出的审查背后,有其需要得到的结果,只要让公司和政府诉求之间得到平衡,前述难题或许就可以得到解决。

据刘量回忆,在2018年间,三星也曾在印度当地遭遇百亿额度的税收查处问题,但最终通过三星与当地部门协定,为本地带来一定规模产值等条件作为交换,取消了这些罚款要求。随后可见,三星的确加大了对印度本地的建厂动作。

“这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导向。当然我也觉得,这次对中资企业的一系列动作有些严重。”他续称,且印度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相对粗暴。“当然我觉得查税这类问题还是可以最终通过协商等方式进行解决,只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,除非一些企业在亏空状态无法缴纳相关资金。”刘量续称。

无论如何,如果认为现阶段中资厂商会轻易大批量退出印度市场,并不是一个合理和足够市场化的判断。

杨述成认为,对于中资企业而言,不论公司规模大小,最终都会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,“印度是一个可期待的市场,根据我们研判,印度未来会走到中国智能机市场的规模,但目前真正的换机潮还没到来,这会是一个广阔的增量市场。”

经过近些年的发展,印度本土手机和通信品牌已经日趋退败;同时,印度本土并未成长出有足够能力的供应链厂商,本土的手机生态依然需要依赖来自中国的供应链体系。

“供应链体系不是一两年可以建成的。我认为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市场至少还有15-20年的生存空间,这是足够长的时间。”他续称,这是参考了中资厂商在印度的发展历程,以及印度目前的产业基础,和中国品牌在印生命力多方面因素考虑。

前述厂商人士也向记者推演,印度是想积极推进本土厂商在手机供应链的成长和发展,但迄今为止并未能成功。这可能与当地人员工作效率、人员素质等综合因素有关。

而印度依然在积极推进本土制造计划。2021年,其再度提出生产关联激励(PLI)计划。

对此,Prachir Singh分析道,得到PLI批准的手机供应链玩家主要有三星、富士康、纬创、和硕。“在这4家公司中,有3家是中国公司,尽管它们更倾向于苹果的生态系统。在PLI计划中还有一个附加说明,全球参与者可以在发票价值>15000印度卢比(折合1500元人民币)的设备上获得激励。”

这带来一层猜测,苹果或许可以借此,获得在印度更大的发展机会。

根据Prachir Singh分析,宏观经济问题正在影响整个世界,印度也不能幸免。“我们目睹了消费者需求的下降,几乎所有品牌都面临着堆积库存。我们估计后认为,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目前存在超过10周的库存水位(正常库存水平约为4周)。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入门级用户,因为金字塔底层的用户受到宏观经济逆风的影响最大。”

在他看来,如果中国品牌受到相关影响,对三星来说将是最有利的,因为其产品涵盖所有价格区间。但对苹果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。因为该品牌处于高端市场领先地位。

当然,作为数一数二的成长性市场,印度至今依然为众多人士看好。“营商环境的确不是特别友好。但我觉得印度市场足够大,如果有机会,想要发展什么业务都可以很快成长起来。”刘量如此向记者表示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刘量为化名)

(作者:骆轶琪 编辑:张伟贤)

(责任编辑:王治强 HF0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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